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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都市报》黄益平：美元“武器化”是很多国家对美元态度转变的直接因素
发布日期：2023-04-03 10:18 来源：
3月28日至3月31日，2023年博鳌亚洲论坛在海南举行。论坛最后一天，威尼斯商人在线观看免费副院长黄益平接受包括南都在内的多家媒体采访。尽管此时论坛已经接近尾声，各方对于经济、金融类话题的热度依旧不减，约访的媒体名单也列了满满一页纸。围绕国际金融形势、恢复国内消费以及数字经济等问题，黄益平分享了他的思考。
当谈及国际上“去美元化”趋势时，他表示美国将美元和国际支付体系“武器化”，导致很多国家的资产风险溢价大幅上升，这是其他国家对美元态度发生改变的直接原因。
“很多新兴市场发生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货币错配，尽管很多国家也愿意使用自己的货币充当负债，但不是每一个国家都有能力把自己的货币国际化。我认为如果有条件，大家都可以努力尝试。”黄益平说道。
他认为，使用人民币结算大宗商品是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关键的一步。同时，考虑到短期内中国完全放开资本市场的可能性不大，他建议将香港发展成人民币离岸市场，让所有非居民外国投资者都能在香港交易、持有和投资金融资产。
谈“去美元化”趋势：美元“武器化”是很多国家态度转变的直接原因
记者：由于美国货币政策过于强硬，导致现在国际上出现一波“去美元化”的趋势，你怎么看？
黄益平：我要坦白一件事，去年我对全球金融风险判断出现非常大偏差。2021年底时，我们预计全世界的主要央行，尤其是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将大幅收紧，不知道究竟多快，但是快速收紧的趋势很明显。2015年和2016年时美联储也是收紧货币政策，导致很多新兴市场发生金融危机，包括南非、土耳其等国家。发生危机的原因在于溢出效应，政策宽松时钱流向全世界，收紧时钱往回流。所以当时很多国家面临资产价值下降、货币贬值、流动性减少的问题，一些经济不太健全的国家发生了金融危机。
所以我认为2022年将发生非常惨烈的金融危机，因为加息幅度远超上一次，而且经过三年疫情很多新兴市场国家的资产负债表也受到伤害，但最后没有发生。
我一直在琢磨，是不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一定程度上出现金融脱钩。为什么会出现金融脱钩？新冠可能是一个特殊原因。美联储实施宽松货币政策时，正值2020年很多国家遭受新冠冲击的时期，此时货币流动性不高，美元没有流向太多新兴市场国家，所以政策收紧时回流也没有那么大，没有看到太多负面冲击，很多国家确实出现了问题，但没有那么严重。
现在大家对美元的态度发生了改变，这很正常。美国将美元和国际支付体系“武器化”，导致很多国家的资产风险溢价大幅上升。他们仍然可以持有美元，但如果哪一天风险上升将带来巨大冲击。在中美贸易冲突时，经常有人问：美国会不会没收我们作为外汇储备的国债？我回答是不会，因为这么做对美国伤害也非常大，但美国的确这么做了。现在其他国家对美元态度发生改变原因有很多，最直接原因就是美元的“武器化”。原来我们以为每个人都可以使用美元，不会有太大差异，但现在不一样了。
谈中巴本币结算：避免美元汇率波动给经济活动带来的不确定和困难
记者：3月29日巴西政府宣布，与中国直接以本币进行贸易结算，不再使用美元作为中间货币。对此有何解读？
黄益平：简单来说，在国际经济交易中用自己货币结算有巨大的好处。很多新兴市场发生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货币错配。一般而言，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资产都是本国货币，负债都是外币且多以美元为主，正常情况下资产负债表是平衡的。如果出现风吹草动，本国货币贬值，很多投资者的资产负债表不平衡，换算成美元时负债不够，就容易产生恐慌，这就是资本外逃、恐慌、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
美国发生过很多次金融危机，但没有发生过国际收支危机，原因就在于它的资产是美元，负债也是美元，不会出现错配的问题。尽管很多国家也愿意用自己的货币充当负债，但不是每一个国家都有能力把自己的货币国际化。我认为如果有条件，大家都可以努力尝试。
很多贸易投资使用美元结算，汇率波动会给业务规划和将来收益造成影响。对于业务而言，不论是成本还是收益，最好都能有一个相对稳定的预期。如果使用本币结算，能够减少因为美元汇率波动而给经济活动带来的不确定和困难。当然，使用美元结算也有好处，全世界都用同一种货币能够降低交易成本，但是对于其他国家来说，也增加了一层汇率风险。
谈人民币国际化：期待香港成为全球的人民币资产交易中心
记者：很多国家都开始使用人民币结算大宗商品，这是不是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契机？
黄益平：所谓的货币国际化，一个是支付，一个是计价，一个是储值投资，实现人民币国际化就要把这三项功能推向国际市场。2009年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重点是跨境支付，当时以政策推动为主，到了2015年和2016年就出现调整的过程，现在人民币国际化“再出发”是在重点上做出调整。
支付仍然很重要，没有支付就没有人民币的使用，而更重要的是投资储值功能。只有让非居民愿意持有且能够投资的货币，才是真正的国际化货币。如果货币只有支付功能，而投资者在升值时持有，贬值时就抛售，那就不是稳定的国际化货币。
使用人民币结算大宗商品是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关键的一步。我们正在努力尝试的、同样重要的一步是开放中国资本市场。在没有放开资本项目的情况下实现人民币国际化，很有挑战。
国际化货币得让人自由、有信心地持有，一般需要好的金融市场支持。好的金融市场主要有四个方面，第一规模足够大；第二产品足够丰富且多样化，因为投资者需要做资产组合和风险配置；第三要有足够的流动性，不能买入后无法出手；第四是开放，要让投资者自由地进来。
我的看法是，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完全放开资本市场的可能性不是非常大，因为放开市场必须保证金融稳定，如果二者存在矛盾，最后要有权衡。但是中国有一个非常有利的先天条件，我们拥有香港金融市场。香港是一个国际化的市场，它遵守国际标准，且为国际投资者所接受。所以下一步能不能把香港市场做成一个人民币离岸市场，让所有非居民外国投资者都能在香港交易、持有和投资金融资产，我觉得要把这个做好。
当然国内金融市场还是要一步步放开，但这不会妨碍实现人民币国际化过程的投资功能需求。
所以，我对香港市场有着很高期待，我希望香港能成为中国最大的国际金融中心，同时能成为全世界最重要的人民币资产交易中心。
谈消费增长：经济会持续复苏，但短期内不太可能出现强劲复苏
记者：2011年起我国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长期保持在50%以上（2020年除外），甚至能达到70%，但2022年只占到32.8%。今年经济增长目标设定在5%左右，对于恢复和扩大消费方面有何建议？
黄益平：去年是一个非正常的情况，因为疫情老百姓的就业、收入都受到影响，消费不是非常好。今年经济肯定会持续复苏，但我预计短期内不太可能出现强劲复苏，因为很多居民资产负债表都受到一定伤害，疫情三年大家都比较困难，得慢慢缓过来。
过去我国经济增长格局呈现一个特征：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中，最强的是出口和投资，而消费相对疲软。有三个原因，一是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比例不高，这和大的市场分配格局有关。二是居民收入分配不平等问题突出，有钱人消费倾向比较低，穷人消费倾向比较高，收入分配不平等就意味着总体消费能力被减弱。第三是我国社会保障体系有待进一步加强，否则一旦面临困难和不确定时，居民不敢随便消费。这也是我们长期需要解决的问题。解决好这三方面问题，消费完全有可能成为重要的经济推动力量。
从长期来看，我对中国消费保持乐观。中国已经逐步接近高收入门槛，社会零售总量也排在全世界第一。目前我国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例大概在57%，世界平均水平一般在75%左右。试想一下，未来我们朝着75%的水平迈进，就意味着未来消费增速将超过GDP增速。
记者：经历一波经济下行影响后，如何提振民营企业信心？
黄益平：简单来说，要把政策真心实意落到实处。其实我们不缺乏一些政策表达，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的原则从来都没有改变过。但对于民营企业来说，更重要的是明晰规则，不要来回动摇，“运动式”的监管整治会让企业家胆战心惊。现在我们走入常态化的监管阶段，第一要规则清晰，第二要预期稳定，如果能够保持这两个方面，将对于提升民营企业信心产生极大帮助。
谈数字经济：发展利用人工智能有助于化解劳动力减少问题
记者：近来ChatGPT、“文心一言”等AI产品备受瞩目，您认为这些产品对当下和未来的数字经济发展有何意义？如何看待数字经济对就业的影响？
黄益平：我不是技术专家，就我现在的理解，ChatGPT这类大型语言模型可能会给人们的生活生产方式和治理方式带来很多根本性变化。尤其是当中国经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面临成本提高、人口老龄化、“全球化”发生改变等大环境变化时，不论是AI还是数字经济都将带来更多机会。
过去我们担心人口老龄化会导致经济发展缺乏动力，因为日本就是前车之鉴。但后来研究发现，如果好好发展和利用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可以部分或者全部化解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劳动力减少问题。
另外，过去人们常说机器人只能替代简单劳动、体力劳动和重复劳动，但难以替代个性化劳动，比如说陪护、聊天等。但我发现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蓝领、白领和知识分子也容易被替代掉，比如之前说医生不可替代，现在看来也有可能。因此我有一个不太成熟的想法，将来任何职业都能被替代，现在不能被替代只是因为技术还不够先进。技术的发展确实给人类提供无限的可能，至于到底会发生什么变化，我还不知道，将来需要一步一步观察，因为技术会慢慢成熟。
不过作为学者，我认为还需要考虑到人工智能将带来怎样的风险。
记者：国家机构改革方案要求组建国家数据局，怎么看待国家数据局的意义，对于它在顶层设计上发挥作用？
黄益平：数据是现在重要的生产要素，但是怎么治理、规划和发展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关于数据问题，不仅仅是在经济活动中怎么应用并使它发挥作用，更重要的是形成一整套的体系。数据的收集、整理、交易和使用，涉及很多监管部门，由统一的机构协调制定关于数据的政策和治理框架，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开端。
采写：南都记者 黄莉玲 李玲 蒋小天 发自海南博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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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都市报》黄益平：美元“武器化”是很多国家对美元态度转变的直接因素
发布日期：2023-04-03 10:18 来源：
3月28日至3月31日，2023年博鳌亚洲论坛在海南举行。论坛最后一天，威尼斯商人在线观看免费副院长黄益平接受包括南都在内的多家媒体采访。尽管此时论坛已经接近尾声，各方对于经济、金融类话题的热度依旧不减，约访的媒体名单也列了满满一页纸。围绕国际金融形势、恢复国内消费以及数字经济等问题，黄益平分享了他的思考。
当谈及国际上“去美元化”趋势时，他表示美国将美元和国际支付体系“武器化”，导致很多国家的资产风险溢价大幅上升，这是其他国家对美元态度发生改变的直接原因。
“很多新兴市场发生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货币错配，尽管很多国家也愿意使用自己的货币充当负债，但不是每一个国家都有能力把自己的货币国际化。我认为如果有条件，大家都可以努力尝试。”黄益平说道。
他认为，使用人民币结算大宗商品是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关键的一步。同时，考虑到短期内中国完全放开资本市场的可能性不大，他建议将香港发展成人民币离岸市场，让所有非居民外国投资者都能在香港交易、持有和投资金融资产。
谈“去美元化”趋势：美元“武器化”是很多国家态度转变的直接原因
记者：由于美国货币政策过于强硬，导致现在国际上出现一波“去美元化”的趋势，你怎么看？
黄益平：我要坦白一件事，去年我对全球金融风险判断出现非常大偏差。2021年底时，我们预计全世界的主要央行，尤其是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将大幅收紧，不知道究竟多快，但是快速收紧的趋势很明显。2015年和2016年时美联储也是收紧货币政策，导致很多新兴市场发生金融危机，包括南非、土耳其等国家。发生危机的原因在于溢出效应，政策宽松时钱流向全世界，收紧时钱往回流。所以当时很多国家面临资产价值下降、货币贬值、流动性减少的问题，一些经济不太健全的国家发生了金融危机。
所以我认为2022年将发生非常惨烈的金融危机，因为加息幅度远超上一次，而且经过三年疫情很多新兴市场国家的资产负债表也受到伤害，但最后没有发生。
我一直在琢磨，是不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一定程度上出现金融脱钩。为什么会出现金融脱钩？新冠可能是一个特殊原因。美联储实施宽松货币政策时，正值2020年很多国家遭受新冠冲击的时期，此时货币流动性不高，美元没有流向太多新兴市场国家，所以政策收紧时回流也没有那么大，没有看到太多负面冲击，很多国家确实出现了问题，但没有那么严重。
现在大家对美元的态度发生了改变，这很正常。美国将美元和国际支付体系“武器化”，导致很多国家的资产风险溢价大幅上升。他们仍然可以持有美元，但如果哪一天风险上升将带来巨大冲击。在中美贸易冲突时，经常有人问：美国会不会没收我们作为外汇储备的国债？我回答是不会，因为这么做对美国伤害也非常大，但美国的确这么做了。现在其他国家对美元态度发生改变原因有很多，最直接原因就是美元的“武器化”。原来我们以为每个人都可以使用美元，不会有太大差异，但现在不一样了。
谈中巴本币结算：避免美元汇率波动给经济活动带来的不确定和困难
记者：3月29日巴西政府宣布，与中国直接以本币进行贸易结算，不再使用美元作为中间货币。对此有何解读？
黄益平：简单来说，在国际经济交易中用自己货币结算有巨大的好处。很多新兴市场发生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货币错配。一般而言，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资产都是本国货币，负债都是外币且多以美元为主，正常情况下资产负债表是平衡的。如果出现风吹草动，本国货币贬值，很多投资者的资产负债表不平衡，换算成美元时负债不够，就容易产生恐慌，这就是资本外逃、恐慌、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
美国发生过很多次金融危机，但没有发生过国际收支危机，原因就在于它的资产是美元，负债也是美元，不会出现错配的问题。尽管很多国家也愿意用自己的货币充当负债，但不是每一个国家都有能力把自己的货币国际化。我认为如果有条件，大家都可以努力尝试。
很多贸易投资使用美元结算，汇率波动会给业务规划和将来收益造成影响。对于业务而言，不论是成本还是收益，最好都能有一个相对稳定的预期。如果使用本币结算，能够减少因为美元汇率波动而给经济活动带来的不确定和困难。当然，使用美元结算也有好处，全世界都用同一种货币能够降低交易成本，但是对于其他国家来说，也增加了一层汇率风险。
谈人民币国际化：期待香港成为全球的人民币资产交易中心
记者：很多国家都开始使用人民币结算大宗商品，这是不是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契机？
黄益平：所谓的货币国际化，一个是支付，一个是计价，一个是储值投资，实现人民币国际化就要把这三项功能推向国际市场。2009年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重点是跨境支付，当时以政策推动为主，到了2015年和2016年就出现调整的过程，现在人民币国际化“再出发”是在重点上做出调整。
支付仍然很重要，没有支付就没有人民币的使用，而更重要的是投资储值功能。只有让非居民愿意持有且能够投资的货币，才是真正的国际化货币。如果货币只有支付功能，而投资者在升值时持有，贬值时就抛售，那就不是稳定的国际化货币。
使用人民币结算大宗商品是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关键的一步。我们正在努力尝试的、同样重要的一步是开放中国资本市场。在没有放开资本项目的情况下实现人民币国际化，很有挑战。
国际化货币得让人自由、有信心地持有，一般需要好的金融市场支持。好的金融市场主要有四个方面，第一规模足够大；第二产品足够丰富且多样化，因为投资者需要做资产组合和风险配置；第三要有足够的流动性，不能买入后无法出手；第四是开放，要让投资者自由地进来。
我的看法是，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完全放开资本市场的可能性不是非常大，因为放开市场必须保证金融稳定，如果二者存在矛盾，最后要有权衡。但是中国有一个非常有利的先天条件，我们拥有香港金融市场。香港是一个国际化的市场，它遵守国际标准，且为国际投资者所接受。所以下一步能不能把香港市场做成一个人民币离岸市场，让所有非居民外国投资者都能在香港交易、持有和投资金融资产，我觉得要把这个做好。
当然国内金融市场还是要一步步放开，但这不会妨碍实现人民币国际化过程的投资功能需求。
所以，我对香港市场有着很高期待，我希望香港能成为中国最大的国际金融中心，同时能成为全世界最重要的人民币资产交易中心。
谈消费增长：经济会持续复苏，但短期内不太可能出现强劲复苏
记者：2011年起我国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长期保持在50%以上（2020年除外），甚至能达到70%，但2022年只占到32.8%。今年经济增长目标设定在5%左右，对于恢复和扩大消费方面有何建议？
黄益平：去年是一个非正常的情况，因为疫情老百姓的就业、收入都受到影响，消费不是非常好。今年经济肯定会持续复苏，但我预计短期内不太可能出现强劲复苏，因为很多居民资产负债表都受到一定伤害，疫情三年大家都比较困难，得慢慢缓过来。
过去我国经济增长格局呈现一个特征：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中，最强的是出口和投资，而消费相对疲软。有三个原因，一是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比例不高，这和大的市场分配格局有关。二是居民收入分配不平等问题突出，有钱人消费倾向比较低，穷人消费倾向比较高，收入分配不平等就意味着总体消费能力被减弱。第三是我国社会保障体系有待进一步加强，否则一旦面临困难和不确定时，居民不敢随便消费。这也是我们长期需要解决的问题。解决好这三方面问题，消费完全有可能成为重要的经济推动力量。
从长期来看，我对中国消费保持乐观。中国已经逐步接近高收入门槛，社会零售总量也排在全世界第一。目前我国消费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例大概在57%，世界平均水平一般在75%左右。试想一下，未来我们朝着75%的水平迈进，就意味着未来消费增速将超过GDP增速。
记者：经历一波经济下行影响后，如何提振民营企业信心？
黄益平：简单来说，要把政策真心实意落到实处。其实我们不缺乏一些政策表达，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的原则从来都没有改变过。但对于民营企业来说，更重要的是明晰规则，不要来回动摇，“运动式”的监管整治会让企业家胆战心惊。现在我们走入常态化的监管阶段，第一要规则清晰，第二要预期稳定，如果能够保持这两个方面，将对于提升民营企业信心产生极大帮助。
谈数字经济：发展利用人工智能有助于化解劳动力减少问题
记者：近来ChatGPT、“文心一言”等AI产品备受瞩目，您认为这些产品对当下和未来的数字经济发展有何意义？如何看待数字经济对就业的影响？
黄益平：我不是技术专家，就我现在的理解，ChatGPT这类大型语言模型可能会给人们的生活生产方式和治理方式带来很多根本性变化。尤其是当中国经济进入新的发展阶段，面临成本提高、人口老龄化、“全球化”发生改变等大环境变化时，不论是AI还是数字经济都将带来更多机会。
过去我们担心人口老龄化会导致经济发展缺乏动力，因为日本就是前车之鉴。但后来研究发现，如果好好发展和利用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可以部分或者全部化解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劳动力减少问题。
另外，过去人们常说机器人只能替代简单劳动、体力劳动和重复劳动，但难以替代个性化劳动，比如说陪护、聊天等。但我发现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蓝领、白领和知识分子也容易被替代掉，比如之前说医生不可替代，现在看来也有可能。因此我有一个不太成熟的想法，将来任何职业都能被替代，现在不能被替代只是因为技术还不够先进。技术的发展确实给人类提供无限的可能，至于到底会发生什么变化，我还不知道，将来需要一步一步观察，因为技术会慢慢成熟。
不过作为学者，我认为还需要考虑到人工智能将带来怎样的风险。
记者：国家机构改革方案要求组建国家数据局，怎么看待国家数据局的意义，对于它在顶层设计上发挥作用？
黄益平：数据是现在重要的生产要素，但是怎么治理、规划和发展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关于数据问题，不仅仅是在经济活动中怎么应用并使它发挥作用，更重要的是形成一整套的体系。数据的收集、整理、交易和使用，涉及很多监管部门，由统一的机构协调制定关于数据的政策和治理框架，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开端。
采写：南都记者 黄莉玲 李玲 蒋小天 发自海南博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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